第10节(4/5)

    左麟为乡亲的事越级进京上访,显然是知道这个利害的,这“笞五十”下来,左光斗的曾祖父左麟也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。好在左家的家童左恩很忠勇,自愿替主人领受了“笞五十”——左恩偷了主人的状子,提前赶到午门击鼓鸣冤。“笞五十”下来,左恩果然一命呜呼。左恩死后,左麟见到了明宪宗,当面向其陈述桐城“芦课”实情,明宪宗“允奏,减课额十之三”。

    仅仅因为看不下去,便做了这件完全与己无关的事。为了这场进京上访,左家耗银近万两,外加一条人命。

    二、乡风

    明初的万两银子,折合人民币不下500万元,是个天文数字。为一桩与己不相干的事,搭上一条人命,耗去巨额家财,左麟究竟是因为什么?

    性格,或是性情。左麟在地方,人称侠义之士,看不惯的事情,拼命也是可以有的。

    从曾祖父左麟到左光斗,左家数代的性格,基本上差不多,左家的“家风”就是这样。

    左家的“家风”,似乎是“遗传”,其实,不尽是。左光斗的家乡桐城东乡,“民风”全都是这样。

    桐城东乡是一个俗称,真正的乡名叫“清净”。清净乡地处桐城县的最东端,是一个枕山览水之境。乡名“清净”,本是个佛教用语。宗教呵护的是人的心灵,“清净”也是乡民的信仰追求,地方民风原本淡泊,但这是地方的“过去式”。

    左光斗的先祖本居江南泾县,明洪武年间迁居桐城东乡。这时的桐城东乡,民风剽悍,崇尚勇武,人心耿直。清代桐城派大师吴汝纶《章冠鏊传》曰:“东乡俗尚意气,其民好斗敢死。”

    桐城东乡的民风巨变,正是起于左氏家族迁居桐城的明初。中国历史上,明代实行最严格的“役籍乡贯”制度,即所谓“籍贯”。“籍”指“役籍”,“贯”指“乡贯”,与现代的“籍贯”概念差异很大。简而言之,“役籍”相当于当代的户口类型,明代的“役籍”分为“民籍”“军籍”等。不同的役籍,通常都会从事农业,但承担的税赋、徭役等义务完全不同。民籍承担的是田赋与力役、杂役等,军籍则承担军役义务,包括治安维护与征战等,是单一的兵役义务。

    左光斗家族虽属民籍,但整个桐城东乡的氏族多为军籍。桐城东乡所出的著名历史人物方以智、方苞家族,章纶、章伯钧家族等,皆为军籍。这些职业军人性质的乡民,长期接受军事“操术”与“军纪”的训练。军纪即军规,明代的军规内容复杂而严酷,核心在强调军人的服从性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,长官命令无论对错,军人都须无条件执行,显示军人式的牺牲精神。

    武艺精湛,军纪严明,义气为先,牺牲生命在所不惜,民风格外强悍,传承至今。清代江南九华山出了欺男霸女的恶僧,桐城东乡人听说后,一下去了三十六个武术高手,奔袭百里,把九华山打得稀里哗啦。清末太平军想借道东乡,老百姓根本不拿太平军当回事,来一次打一次,打得太平军不敢进东乡。

    明代“役籍”制度的养成,桐城东乡人说一不二、敢作敢当的性格尤为凸显,也就是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称“好斗敢死”的东乡民风。

    左光斗便是这种说一不二的人。有一年,左光斗与朋友、老乡方大铉一起喝酒,见其六岁的儿子方文在一旁玩耍,随口问了一句:“你读过什么书?”方文答:“杜诗。”左光斗顿时来了兴趣,对小孩说:“这么小都能背杜诗?背一首试试,真背出来了,我把女儿给你!”结果方文真的背出来了,左光斗也真的将长女许配给了方文。

    左光斗的女儿成亲后,与婆家人的生活不和谐,一次口角后自杀身亡。左家一大帮人冲进方家,将方家砸得稀巴烂。方文有一小妾有孕在身,不幸成为出气筒,一顿拳脚后当场毙命,闹出一尸两命的惨剧。左光斗的女婿方文跑得快,好多年后都不敢回家。

    家风,乡风,可见一斑。左光斗进入官场,明季的世风又席卷而来。三风合一,左光斗命中的血雨腥风隐约显现……

    三、世风

    世风日下,是王朝末期的普遍特征。但“世风”的概念,显得抽象而空泛,明季的世风于官场的突出表现之一,就是黑白不分的“朋党之争”。

    左光斗官场经历十八年,六年默默无闻,六年“下岗待业”,最后六年手段雷霆。

    万历四十七年(1619年),明朝官场有场整风运动,左光斗出任御史巡视京城,一气抓了一百余假官。明季的假官,不是小广告上的办假证,而是官员任命中程序与门径方面存在问题。卖官买官是一种风气,左光斗不吃这一套,也不问假官背后的真“靠山”是谁,直接就较上劲了。左光斗任御史的时间并不长,“铁骨御史”的声名却不小。

    左光斗显然充满了正气,朋党之风中左光斗不能不置身其中——左光斗是东林党成员,并且是东林骨干。为了东林党的利益,左光斗还看上了另一个人,即《明史》中的“奸臣”阮大铖。

    阮大铖,字集之,号圆海、石巢、百子山樵,桐城人。阮大铖于万历四十四年(1616年)进士,官场是非一言难尽,最终他以文学而史上闻名。

    天启四年(1624年),阮大铖因父亲去世在家丁忧守孝。“丁忧”就是俗称的“守孝三年”,实际上明制规定的“丁忧”时间是二十七个月。可是,二十七个月早已过去,吏部依旧没有给阮大铖安排新的工作,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,阮大铖成天就在郁闷着这个事。正在琢磨奥秘时,阮大铖忽然发现这脑子动得有些多余——左光斗给阮大铖写来一封信,说你马上给我回京,我帮你谋到了一个好位子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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