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hapter 1(2/2)
安德烈冲他微笑，略微抬起下巴，像条准备攻击的蛇，“要是中情局也有人在柏林，不就知道了吗？”
“‘不知道要多久’。”美国人嘲讽地重复了一遍，安德烈假装听不见。没有人再说话，寂静缓慢膨胀，顶着隔音室的四面厚重墙壁。美国人身后一块装饰板破了一角，露出底下用于阻断无线电的铅板和铁网。这些木质饰板本来是要模仿乡村俱乐部，给隔音室增添一些柔和气氛的，可惜损坏速度比想象中快，现在看来只剩欲盖弥彰的荒谬。
提问的是美国人，安德烈没有看他，转而审视上司的脸。特别行动处处长西奥多·霍恩斯比是个说话轻声细气的伦敦人，四十七岁，鬓角灰白，戴着款式老旧的玳瑁边眼镜，看上去更像个逆来顺受的数学老师，缺乏任何能让人联想到“间谍”的特征。霍恩斯比参加过两次大战，1940年被选入新鲜创立的特别行动局(*注01)，多次带队空降到法国和比利时执行爆破任务。就是这只老鸟把安德烈招募进来的，他是为数不多能管束住安德烈的人，主要因为霍恩斯比在加入办公室之前，也曾经是个“在外面的人”。
一辆黑色计程车窜过前一个街口，没看见他高高扬起的手臂。这位刚从郊野里跋涉回来的牧羊人叹了口气，压低帽檐，设法躲开无孔不入的雨滴，双手插进大衣口袋里，背对着圣詹姆斯公园，沿着冷风飕飕的街道向东南走去，天亮之前他应该能到家，终于能喝上那杯从柏林的停尸房就开始渴望着的威士忌了。
接近午夜了，霍恩斯比的领带依然没有松开的迹象。旁边的美国人早就脱了外套，丢在会议桌上，袖子挽到手肘。中情局来的野蛮人，呼吸里带着浓烈的烟草味，他抽卷烟，门牙和右手手指被染黄了。
“他说得对，这是需要耐性的工作。”霍恩斯比开口，用手里的铅笔轻轻敲打桌面，“回去睡一会，明天休息一天，后天回柏林，着手招募新线人，‘秒表’计划启动之前我们一定得在东柏林司令部安置眼睛和耳朵。”行动处处长转向美国人，后者点点头，看起来不打算补充什么了。安德烈拿起帽子，起身离开，椅腿嘎吱刮过地面。美国人用指节敲了敲桌子，安德烈停住脚步，回过头，没有掩饰自己的不耐烦。
“我们还有别的信息来源可以替换吗？”
能够确定的是，他在战争爆发前就到这个负隅顽抗的小岛上来了，十多岁，尚未入行，不懂得隐藏自己的身份，留下了一串擦不掉的脚印：海关记录，地址注册表，中学入学登记，体检单。安德烈辍学加入皇家工程兵的时候才十八岁，服役记录表明他在1948年和空军一起去了柏林，负责给基地铺电线，这一年之后所有书面痕迹都神秘消失了，他好像进入了一段长长的漆黑隧道，从四十年代延伸到五十年代，从另一头冒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军情六处的“牧羊人”，手里牢牢牵着东欧的羊群。
安德烈的目光转向美国人，侧了侧头：“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怎样的，但在我们这边，被子弹打烂脑袋一般会导致死亡，麦卡伦先生。”
“父母去世了，有个弟弟，不怎么来往，应该不是问题。”
“他死了吗？”
“那你整天在柏林捣鼓什么呢？”
“顺便找出是谁干掉了我们的人，知道吗，德国佬？不摸清楚漏水的地方在哪里，什么都不能开始。”
你已经发现了，直到这里我都叫他安德烈，尽管这不是他的真名。我习惯了这个名字，我和他在柏林认识的时候，他用的就是这个名字，在他的许多面孔里，这是他选择向我展示的第一个侧面，第一印象总是很难改变的。在这个故事里，我还是继续把这位短暂到访柏林的陌生人叫作安德烈。
“确定不是抢劫？或者其他意外？”
羊群是个不祥的比喻，只有坐办公室的蠢货才会想出这种代号。安德烈粗略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，“坐办公室的”，和“在外面的”，大部分问题都是前者制造的，后者被迫帮他们擦屁股。发现尸体之后的第四十七小时，坐在宽街54号五楼隔音室不甚舒适的木椅子上，安德烈心里转着的也是这个念头，像一小片茶叶，漂浮在缓慢升高的液态焦虑里。坐办公室的家伙都不知道羊群最终的命运是什么吗？
“那些狗娘养的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“这可不是换轮胎，一个坏了就拿个新的上去。我需要从零开始物色新的‘羊羔’，不知道要花多久。”
霍恩斯比原本在琢磨手里的铅笔，现在抬起头来，冲安德烈皱起眉头，每当他觉得安德烈需要管教的时候就会这样皱眉。美国人看起来不高兴了，因为他和安德烈都清楚中情局在东柏林没有可靠的线人，至今不得不倚靠六处的人脉。表面上中情局和军情六处平起平坐，但这种“特殊关系”正在逐渐变质，旧世界早已破产，新大陆则是有钱的表弟。
“我暂时没法回答这个问题，麦卡伦先生。”
安德烈没有理会那个错误的蔑称，离开了隔音室，放弃了嘎嘎作响的旧电梯，走楼梯下去。外面在下雨，夜班警卫替他推开门的时候，浸透水汽的冷风擦过脸颊。他走过了一条街，离总部足够远，才着手捕捉行踪飘忽的伦敦计程车。快凌晨一点了，路灯把他的影子拖得很长，两个醉汉互相搀扶着走了过去，撞上垃圾桶，两人都倒在地上，躺在被雨水沾湿的水泥路上，对着夜空咒骂。安德烈移开目光。
“先想想怎么补救。”霍恩斯比一整晚只说了五句话，这是第五句，“有没有‘相关人士’需要打发？父母？妻子？情人？”
“所以？他死了吗？”美国人又问了一次。
——
“钱包还在。中了两枪，先是脖子，再到后脑勺，确保他死得透彻。看起来像斯塔西的手法，而且他们就是想让我们看出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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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也是你的故事，毕竟你很快会成为我，而我是他，最终，我希望，你也会变成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