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4章 不会是被同学欺负了吧(1/1)
在出诊的时候，手机忽然收到一条消息。梁钧抽空望了一眼，心里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
又是赵典发来的。
上次的谈话没能让他丧失兴趣，他好像比以往更沉迷于这个解谜游戏之中，而且始终认为他当年的失踪必有隐情。虽然赵典没有明说，但从他的字里话间可以推断出，他很有可能在怀疑梁钧自导自演。他发消息从来不考虑时间地点，也不在乎会不会让梁钧觉得烦。当然，他也无需在意梁钧的感受，毕竟他连自己是怎么搞到他号码的这件事也未曾掩饰过。他就这样大剌剌地，提供着一个明晃晃的讯息：我在调查你，我在监视你。
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他好像已经彻底失去了对朱铃的兴趣，大概是因为从她身上再也没能找到值得发掘的东西了。他现在的兴趣转移到了当年梁钧失踪时的几个朋友身上了，尤其是最近才刚联系上的贺央等人。
他的这条消息是这样说的：
你那几个好朋友里还有做危险管制药品生意的啊。你知道吗？
“危险管制药品”可真是一个文绉绉的词。他发现贺央家酒吧的事了吗？一般来说，他这些骚扰消息梁钧是不会回复的，但是这条再不回复，分分钟会被他扣上知情不报的罪名，于是等出完门诊，他便回复道：“谁？你确定？”
赵典很久后才回说：“听说的。算了，和你的案子应该也没关系，我又不是缉毒科的。”
听他的语气是不打算往下查了。梁钧没由来地松了一口气，但也明白这更加肯定了烈哥说的话。贺央真的不像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干净清白。而且他比自己想象得更加粗心：这些年来有那么多时间消灭痕迹，怎么还是会留下小尾巴被赵典发现？
当然，他并不是贺央的谁，这也不是他该操心的事。
他现在应该操心的事，是不知道邱其店里有没有合适的录像机。上次随口和钟越方说了，但是后来到家了才回过神来想到，录像带应该有不少品种，也许要特定型号的录像机才能播放，而且邱其那也不一定愿意提供租借服务。思来想去，还是过去问一下比较稳妥。
“你朋友的录像带是哪一种？”
邱其这样问，梁钧“呃”了一下，不知道要怎么形容，只能很没有可信度地比划着：“大约这个大小，黑色的……”
“你等一下，我拿样板给你看。”邱其在柜台后面翻了一下，找出了几盘录像带，每一盒的大小式样都有细微的区别。梁钧从里面挑出了觉得最像的：“好像是这种。”
“应该是，”邱其点点头，“这是VHS录像带，九十年代最流行的家庭录像系统。现在都时不时有人来找这种播放机呢。”
梁钧很意外：“很多人找吗？我还以为这是早就淘汰的东西呢。”
“的确是淘汰了。”邱其说，“来找的，基本上都是为了看以前拍下来的录像带。以前还没有数码相机的时候，很多人用这种录影机拍视频的，之前还有个阿姨带了一大堆录像带来，全是她家孩子小时候开生日会的录像。”
“这样啊……”梁钧忽然想起了什么，“我那个朋友的录像带上写着‘生日快乐’这几个字，可能也是他小时候的生日录像吧。”
邱其找出了那台录像机，仔细擦拭检查了一番，然后告诉梁钧可以租借：“如果你的朋友想把录像带的内容数码化的话，也可以找我。”
“还可以数码化？”
“嗯，”邱其说，“看你朋友想要怎么样的画质，如果要求不高的话，可以直接刻录到DVD上，如果想要清晰一点的，就要用专门的转换器和软件，我可以帮忙。”
“好，谢谢，我会跟他说的。”
邱其还有东西要修理，跟梁钧说完话就重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。店里的电视机上正在播放新闻节目，梁钧不由自主地站在原地看了起来。
新闻讲的是前阵子少女失踪案的事。这件案子从少女失踪开始就是全城的焦点话题，更不用说之后跌宕起伏的少女出现、民居蒸发、新的受害者尸体被发现、案件反转这样离奇的情节，仿佛是一串无穷尽的鞭炮，源源不断地有新的爆点出现。主持人说最近邝蕙的家人不断收到陌生人的滋扰和恐吓。
和梁钧当年只有一个名为“L”的代号不同，邝蕙失踪时，家人就已经到处转发寻人启事，她的名字和信息都是公开的。虽然她的审判还遥遥无期，但已经掀起了嘉年华式的道德大讨论，她的家人更是已经搬家避难。记者前去探访时，只看见已经搬空的住宅门口被人喷了红漆，写着硕大的“杀人犯”。
梁钧看得有点愣神，邱其则抬起头说：“都没人记得那个男的了。”
“……什么？”
“那个绑架犯。”
“的确……”在公众激论女孩犯下的罪行有多罪恶滔天的同时，那个绑架犯没有真名，没有正脸，也没有被人讨论的价值。媒体长篇大论地报道那个被害十六岁少女的贫苦身世和渺小的梦想，她如何希望满满地踏进这个繁华的城市，甚至还比较着她和邝蕙那过去一直一帆风顺的中产人生，从而塑造出一种对立和必死的宿命感。在当下只能听见一种嘈杂的声音：邝蕙不应该那么信任网友，她不应该到网友家中去，她不应该自己蠢还拖人下水，她有力气杀人为什么没有力气反抗，她还故意撒谎……
节目还在播放着，店里一个也停下脚步看电视的顾客评论说：“杀人要偿命，天经地义，有什么好说的……”梁钧望了他一眼，邱其则无意与他讨论，低下头似乎没听见。等那人终于发表完了意见、走出去之后，邱其才重新捡起了话头：“说她比绑架犯还坏也太过分了吧。她在那种处境里……”
梁钧点点头，假装自己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，急忙转移话题：“你在修什么？”
少女失踪案让他当年的案件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，他本能地便想要回避，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和不知情的人讨论这个话题。加上大众观点并不同情受害者，反而倾向于将他们的不幸归结为他们自己的过错。梁钧没办法站在这样冷眼旁观的立场，也说不出“为什么不反抗不自救”的话。他记得那种深陷在恐惧之中、根本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的感觉，勇气根本无从寻觅，除了徒劳的祈祷和害怕之外，什么都做不了。
邱其把聚光灯调亮了一些：“在修表。”那是一只很普通的蓝色电子表，表盖被完整地掀了起来，他正在小心翼翼地用镊子替换里面的机芯元件。
这种电子表明明看上去很便宜，换出来的老元件都有生锈的迹象了。梁钧怀疑维修的费用恐怕比买新的还要贵一些：“这只表很贵重吗？”
邱其听到似乎乐了：“不是。就是普通的电子表，很便宜的。”
“那你这样修起来不费劲吗？”
“帮一个小孩修的。”邱其说，“说是手表被同学踩坏了。午休的时候来的，问我下午放学的时候能不能修好，感觉好像是不敢让家里人知道。”
手表是戴在手上的，无端端地怎么会被人踩坏。梁钧说：“不会是被同学欺负了吧？”
“可能是。”邱其说，“他没跟我说。”
他准备要把表盖装回去，但这时候梁钧才发现那不是轻松的活。这种廉价电子表本质上都是一次性用品，自打在工厂诞生的时候就没想过会有人闲得来修理它，塑料表盖和底座是一次成型连为一体的，邱其是将表盖整块割开了才得以将它掀起，此时他想把表盖盖回去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塑料表盖融回去。他从一边的小工具箱里找出了一捆各色的修补用塑料卡，逐一对比挑出了颜色最接近的那张，用热源将它融化，然后用镊子尖挑起半流动的塑料液滴，沿着表盖的割缝，一点点地将它重新密合地拼接回去。修补完后便是仔细的检查和后续的打磨，不停地精雕细琢，折腾了好久才将表修完。
这样耗时耗力却没什么太大意义的活，他还做得那么认真，几乎让人觉得匪夷所思。
邱其把手表用酒精湿布擦好，装进塑料的自封袋里，没过多久，手表的主人就来了。那是一个瘦弱的戴眼镜的小学生，背着书包，显然是刚刚放学，一脸不安地踏进门，邱其便朝他挥手：“手表修好了。”
小学生接过那个袋子，脸上闪过一丝喜悦，但很快又被惶恐所替代。他支支吾吾了一阵问：“要多少钱？”
邱其说：“十块钱。”
小学生露出一个松了一口气的笑容，放下钱道了声谢就欢快地走了。
梁钧目送着他离开。他心里知道这个价钱肯定是远远比不上劳动价值的，但嘴上却忽然想开起玩笑：“怎么还收钱啊？”
邱其听了一笑：“总得收钱啊，又不是开善堂。”
那天回家的路上，梁钧好几次想起了刚才的那只聚光灯，以及灯下邱其专注地把表盖一点一点地粘回去的剪影。人不可能跨进同一条河流两次，但却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。从当年贺央平康正直地扶起对手，到今天邱其为少女辩护的话，再到给小孩做近乎免费的修理。他们的言行都光明到不像真的，如果换了那个怀疑论者赵典，可能会毫不留情地评价他们的表演做作到一个点，肯定是有什么阴暗的真面目需要这样矫枉过正的掩饰。赵典式的猜忌有可能是对的；起码对于贺央，他很可能是对的。梁钧不知道自己是喜欢这类人，还是像喜欢一种画风一种音乐流派一样欣赏这种善行。但他能隐隐感受到自己的心，如同无法抵抗重力的苹果一样为之自由下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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