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章(1/1)
瘦猴和梁道士进山捉鬼那天我并没有去。
那时我和稻子正在忙着准备去深圳，我妈生二胎，高龄产妇，娘家人都死绝了，只好把我叫过去。
我妈年轻时生得好，细高个儿，挑凤眼，面皮白净，性子泼辣，一张嘴能把黑的说成白的，白的描成黑的。来了深圳以后又学会了穿衣打扮，烫了个时髦的小波浪卷，凭着一嘴俏生生的牙口和一张娇滴滴的脸蛋儿，羞答答地和自己皮革厂里那丧妻的老板搞在了一起。
她一直觉得我爸性子懦弱，人又窝囊，不太能看他上眼。来了大城市之后又接触到了许多诱惑，
见惯了纸醉金迷尝试过灯红酒绿，自然不再甘心做一个民工的老婆，有一个初中文凭的儿子。
只是那皮革厂好些年前就倒闭了。
其实我心里清楚，我一个大男人过去也帮不了什么忙，无非就是要钱，买补品、买药片。她直接一个电话甩过来，只要不太过分我都可以接受，钱不够我就去挣，去借，犯不着这样折腾，非得见上一面打感情牌。
也有可能是她老了，总是喜欢念旧，总想着多见孩子一面。膝下虽儿女双全，但总归不是亲生的，总觉得隔了点什么。
我和稻子买了去深圳的高铁，这儿里深圳比较近，坐高铁只要四个多小时，只是要从这小山村去到省城要坐三个多小时的大巴，有些麻烦。
我和稻子天还没亮就走了，各自提溜着大包小包，由瘦猴开车送往村口去坐大巴。
说是各自提溜着东西，其实提溜的都是我的东西，稻子只带了一个背包。瘦猴他妈得知我要走，立即搬来一箱箱土产，说什么也要让我带上。
好在我在深圳还有一些朋友，带过去正好让他们分了吃。
说来我还是第一次知道了稻子的名字，这段时间他没主动说，我们也记不起来问。订票时想让他报身份证号码，又念及他说话不方便，干脆拿了身份证一个一个对着输，自然就能看到他的名字：周云河。是我外祖父给起的。
我问他为什么不跟着我外祖父姓祝，他回答这是外祖父算出来的，不能随便改。
一到深圳，我们就找了家小旅馆放了东西，然后自己一个人去了我妈那里。她现在住在一片老式居民楼里，这种七八层的小楼没有电梯，过道狭窄，隔音不好，再加上旁边就是菜市场，一天到晚吵吵嚷嚷，没个消停。
她偶尔打来电话抱怨楼下两口子深更半夜争吵不休，顺带回忆一下自己年轻时住的小洋房有多么高档气派（那洋房已经被他们变卖了抵了债），转头又说起楼下菜市场哪家哪家摊贩欠了她几头蒜。
我去到时她正挺着个大肚子在客厅拖地，给我开了门倒了水后又继续拖，我喝完了两杯凉水，她才抓了把瓜子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。
皮革厂老板的一儿一女都正在上大学，正是花钱的时候，她却偏选在这个节骨眼上怀了孕，惹得一双儿女和她吵得不可开交。
电视里正在放十多年前的台湾偶像剧，她伸脚把垃圾桶往身旁勾了勾，挨在沙发上一边吐瓜子壳一边拿着遥控器换台。
“要看什么自己选。”她把遥控器往我身旁一扔。
“不了，”我推拒道，“我还有事，一会儿就回去了。”
她沉默了一阵之后开始翻起了我带来的土产：“这鸭蛋腌得不错啊，瘦猴妈给你的？”
我回了声是。
她又问：“拆迁款拨下来了没有啊？”
我答说：“拨下来了，六万二，我现在只能给你三万。”
这三万中有一万还是我问朋友借的。
她也没问我另外那三万拿去做了什么，拿了钱之后继续倚在沙发上磕瓜子。想了想，又把一万块转到了我卡上，跟我说：“你爸回来了。”
于是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去看我爸。
我爸在我妈跟皮革厂老板走后不久，也跟人结了婚。
女方是厂里的朋友介绍认识的，是个本地人，寡妇，裂唇，带着个小孩儿。但人好，心善，也会持家，我十多岁时花钱没个限度，工资发到手里不到半月就花光了。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饿得很快，每当手里没钱又想吃饭的时候，我都会到我爸家里蹭饭吃，每次都是她给我下的面条，我一碗，她的小孩儿一碗，每回她都会装汤用的海碗给我盛，怕我不好意思再添，一碗就是大半锅，还在碗底给我多卧两个鸡蛋。
我爸和她结婚后不久就用自己的积蓄买了辆装货卡车，当起了货车司机。他跑得勤，跑得远，一趟下来能挣不少钱。
只是他染上了赌，挥霍无度，他们先是从平房搬到出租屋，再从出租屋搬到厂房，女方失业后，连厂房也不能住了，他们只好搬进了工地的大棚里。
赌债还完，又惹上了高利贷。追高利贷的人自有他的手段，无孔不入，好好的一个家被整得七零八乱，连小孩儿也不得不从早早辍学挣钱补贴家用。
我爸被追高利贷的人打怕了，没办法，只得逃，拖家带口地跑，颠簸流离了好几年，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他们也不敢给熟人打电话，高利贷的人早把他们的关系摸得门清了，绝对打一个逮一个，一逮一个准。
我也曾被追高利贷的隔三差五骚扰过几次，也替我爸还过几回钱，后来换了号码，追债的就找不着我了。
我按照我妈给我的地址一路找过去，下了公交，又走了好长一段路，才摸到我爸现在住的地方。
他几天前刚从甘肃回来，现在正在一个工地上砌水泥。这些年债务越滚越多，他自是没能力还清，只是放贷的那帮人被抓了，他这才敢从外地跑了回来。
他老婆前年和他离了婚，躲到了乡下老家住，孩子归了老婆。他这趟回来，是孤家寡人一个，又生了病，缺钱救命，否则也不会觍着脸火急火燎地向我妈求助。
我去到那时他还没下班，我就在他们工地的大棚外等了一会儿。
到了饭点，工人们都散了工。我远远地看见一个穿着贴身背心的人朝我小跑而来，身影有些佝偻。他跑到了我面前，摘下安全帽，对我不冷不热地打了声招呼。
我几乎都要认不出他来了，他比我想象中还要老了十多岁。
我喊了声“爸”，这个字像跟刺一样蹦到嘴边又跳回喉咙里，卡得不上不下，最后勉勉强强发了出来。
他应了一声，别过身去，抬手在脸上飞快地抹了一下，不知道是不是在擦泪。
我们像个不太熟悉的朋友那样寒暄了几句，他就开始催着我回去，我问他生了什么病，他也不肯说，只是一再重复着：“要不是真没办法，爸也不会求你。”
我没办法，只好把我妈转给我的那一万块又给了我爸。
回去的路上，我翻着手机，被“钱”这个词折腾得身心俱疲。不怕穷，就怕病，按照我爸这个瞒法，指定不会是什么小病。
我照着通讯录里的名单一个一个发去消息，零零散散又凑了将近一万块，然后又转到了我爸的账户里，打算明天带他去看病。
结果刚把钱拨过去，他就打来了电话：“不用那么多，一万就够了，剩下的你拿回去。”
我说：“让你拿着你就拿着，明天请个假，我带你再上医院检查一下。”
他推脱道：“不用再检查了吧，就一个小手术，动个刀就好了，也不是什么大事。”
我反驳道：“多少病是拖出来的？今天不检查明天不检查，等小病成了大病再上医院？”
他顿了一阵，嗫嗫嚅嚅地悄声道：“真不用了，这病再看没用，动个手术就好，其他的治不了。”
我立即拔搞声音说道：“怎么就治不了了？！”公交车内的人纷纷侧目。
“真治不了，”他电话那头有一群人的讲话声，还有机器嗡嗡嗡的运作声，混在一起尤为嘈杂，“是癌。”
我确切地听出了那两个字并且愣了三秒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“是癌。”
他又重复了一遍。
“好，那好，”我应道，“我挂了。”
于是我们结束了通话。
我回到宾馆，稻子还坐在床上看电视。他也不挑，有什么看什么，连看个广告都津津有味。
见我回来，他伸手指了指床头柜上放着的盒饭，我会意，点过头拿了盒饭，一打开，里面满满垒着排骨和腊肠。
“煲仔饭啊。”我说。
他“嗯”了一声，盘腿坐到了床上。
我不再多话，掰开筷子开始扒饭，扒到中途吃得太急，不小心呛了一嗓子，红着脸拼命咳嗽。
稻子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背，又给我倒了一杯温水，我顺着他的下巴看过去，能看到一点横贯在他脖子上的疤。
要不就别治了吧，我想。
别给他治病了，反正我俩也不是很熟，把给他治病的钱拿去给我爸买药，兴许还能让我爸多活几天。
我这样想着，扒掉了碗里最后一口饭，走到垃圾桶旁边，打算扔掉包装盒。
垃圾桶里也有一个空饭盒，敞开着口，里面干干净净，一块骨头也没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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